第96届普利策特写摄影奖:欢迎回家


第96届普利策特写摄影奖颁给了《丹佛邮报》的克雷格 F.沃克。这组图记录了一位名叫布莱恩·斯考特·奥斯特姆的伊拉克战争士兵回国后,经历创伤后遗症的痛苦。现年27岁的布莱恩·斯考特·奥斯特姆在当了四年侦察兵并两次出入伊拉克,带着严重的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简称PTSD)回到了美国的家。“我这辈子算是没白活。最崩溃的时光都经历过。差点就只能躺在棺材里回家了。往后的日子跟那时比起来都不算什么了,所以我现在努力与病魔和平共处。”斯考特说。他说他的PTSD是第二次到伊拉克执行任务时落下的,当时他所在的第二侦察营驻守费卢杰长达七个月。他说:“那阵子是我这辈子最难熬的。”“我竟不曾感觉自己挺过来了。这是我生命的一部分。”自退役后,斯考特终日忙忙碌碌,不是为找工作守饭碗而奔忙,就是在走亲访友。但是他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克服伊拉克服役期间那段挥之不去的残暴记忆。快5年了,斯考特还在挣扎。尽管他对服役的经历深感自豪,并优待与他并肩战斗过的陆战队战友,但是他还是深感自责——无论是做了什么还是没做什么——因为他参加了一场不再相信的战争。

图为该系列图片中的第一张——2011年5月2日,布莱恩·斯考特·奥斯特姆在波尔德尔(Boulder)自家公寓内用手捂住嘴巴,尽力从恐慌中镇定过来。斯考特说自2007年后找到他生活的意义已经很难。他当年从美国海军陆战队光荣退役。

2011年4月30日,斯考特开车前往波尔德尔一家酒吧和女友约会。他脖子上的缝合针是本周早些时候小两口大吵一架后他企图自杀留下的。“事态后来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我实在是又气又恨。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要么当缩头乌龟,要不就逞雄。我是个海军陆战队员,当缩头乌龟是不可能的。真打起来就是…杀!杀!杀!不过,我不想要(她)的命”,他说。斯考特说,他相信每个退役后得了PTSD症的老兵都留有一手以待不测。“我们每个人都有自杀的计划。我们都知道怎么杀人,当然也有办法干掉自己。”

自杀未遂后,斯考特在波尔德尔酒吧边喝酒边数着手腕上的缝合针数。斯考特说,驻外服役时,他好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在与女友的撕打时,她也表示肯定。“我就抓了一把剪刀…然后试着扎进自己的脖子,但是剪刀打不开,我只好硬切了。于是,我抓了把锋利的菜刀就往手腕上一抹。”斯考特说。

2011年4月16日,几位退伍战友重聚远足波尔德尔的青山(Green Mountain)后,斯考特与他们叙旧,左起为:理查德·伯德(Richard Byrd)、罗伯特·希姆伯(Robert Himber)以及尼克·沃森(Nick Watson)。这次远足是退伍老兵远征队(Veterans Expeditions)组织的,宗旨是帮助有困难的老兵适应退役后的家庭环境以及调适他们的生活。斯考特后来说,他很欣赏越战老兵希姆伯的话。二人谈到斯考特在伊拉克服役期间阵亡的一名战友。斯考特经常想念当时和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们”。“那批战友里面,有几个人,我很想他们。他们都是好人,他们在我心里都无可替代…你和他们之间维系的情感纽带要比其他亲朋更坚强。进海军陆战队的一大好处就是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有朋友。”

2011年5月2日,斯考特症状发作,无法控制,他猛击自家房门。他说他的焦虑是因为和他女友话不投机造成的,他的女友当天早上把随身物品都搬出家了。斯考特说,女友还把一些属于他的东西带走了,包括他抗焦虑和催眠医药用品。“她(骂人的话)把我所有的药都拿走了…我的军功章…我的服役证明…都(骂人的话)没了我打心里把这些服役证明当宝的。”他说。“我想我晚上是睡不着了-这次发作熬不过去了。”

斯考特和女友在电话里吵架的同时,一个朋友在安抚他。坐在床上的他开始哭起来,随后拿在战场上的命悬一线跟恋爱比。“有时候我跟她吵起来,就忘了自己是在说话。我用以前在海军陆战队的那一套来应对,就像我亲临战场一般”,斯考特说。“确诊出PTSD很有意思…它让我夜夜不得安寝。让我有如惊弓之鸟-半夜对半点风吹草动非常敏感,还把门反锁上。它让我老虎屁股摸不得,动不动就想大开杀戒…可我并不愿这样。”

把公寓门连击四下打出一个洞之后,斯考特站在客厅里。“我的病根是长期作战环境创伤落下的”,他说。“我觉得我得这病也是因为我活下来了。我本来是打算马革裹尸的。为国捐躯很光荣,但我还是回国了。

2011年5月4日,斯考特抵达丹佛的退伍军人事务部医疗中心(VA Medical Center),比预约时间提早将近一个小时。他担心自己心脏有问题,希望接受压力测试,不过能不能做,他心里也没谱。”我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只知道这又要花一大笔钱。从来都是不省心的主。他打算去走一圈拍几张照片。在海军陆战队当侦察兵那阵,摄影也是他的培训内容之一,待他回国就成了他的一项爱好。他走过一个头戴陆战队军帽的退伍老兵。斯考特说:“遇到资格比较老的退伍兵。他们虽然看着你不出声,但是心里在想什么我都知道。有一个人就曾经跟我说:‘我在战场上真刀真枪的干过,你算老几?’”

2011年5月6日,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斯考特住房申请被驳回时的表情。租售经理说,他很抱歉,但是无法让斯考特搬进来,因为他背景审查中有一项对攻击性行为的指控。在跟租售经理面谈前,斯考特说他希望逃离波尔德尔乱麻般的生活。“开始新生活是好事。我对此满怀憧憬。我希望他能给我带来好消息。这消息远比其他任何东西都要好。”

租售经理离开房间后,斯考特看着他的服役记录,泪洒当场。尽管斯考特持有光荣退役证明以及行为良好奖章,但是他说这些一文不值。“我没有作奸犯科。你可能会以为这点东西多少能派上用场。虽然说是这么说。但是它真没什么用。”他把这些文件甩在桌上。斯考特正要起身离开时,租售经理走过来表示歉意,说:“感谢你为祖国和人民作出的牺牲。”斯考特出门之后,嘴里念念有词:“感谢你的牺牲…感谢你(骂人的话)牺牲。”

当天晚些时候,斯考特携爱犬吉比(Jibby)来到退伍军人事务部医疗中心治扭伤的手腕时,服用氯硝西泮以缓解恐慌发作症状。前一天,他上给老兵开的柔术课上扭伤的手腕。抵达人山人海的急诊室时,斯考特得知至少需要等上3到4小时才轮到他。

斯考特离开急诊室坐在卡车上后座上,烟不离手。他听从了医生的建议,去了波尔德尔社区医院的急诊室,那里的候诊时间会少点。早上租售经理那句话还在他嘴里翻来覆去的说。“‘感谢你的牺牲…感谢你的牺牲…好了,给我派。’我听到的就是这个。‘欢迎回家。’他们应该跟我说这句。别谢我。我没保护你们免受攻击…我只是在保障你们领袖的财富和他们后代的信托基金。战争保障资产让人变富。”

2011年5月11日,斯考特携吉比搬入布鲁姆菲尔德(Broomfield)的新居。“我决定搬走实在是因为原来那个住处给我留下了太多的糟糕的记忆。我被捕两次,浴室地板上全是血,房子很小,环境很吵。”他坐在新居的地板上,松了一口气。“我在这里可以为所欲为。我想让谁进来就让谁进来。我有自己的空间了。我感到自己终于有了全新的开始。我什么也听不见。一切都那么宁静安详。这就是我所要的。”斯考特说,去伊拉克之前,他的生活跟一般人没什么两样。“我变化太大了。当年的我不过是个各方面很正常的高中生。后来参军到海军陆战队…我学得又多又快…可一出国,就把这一切抛诸脑后了。我适应了新的环境。我留长发。开始抽大麻。我什么都适应了。我适应得太好了,可是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就像个败家子。”

斯考特的新居电冰箱上贴着一张2003年6月摄于南卡罗来纳巴黎岛(Paris Island)的照片。刚从新兵训练营毕业的他抱着他的弟弟。“从新兵训练营毕业后我很开心。我知道自己将要做些惊天动地的大事。我的父母为我感到自豪。”在被问及当初为何从军时,他如是说。“当时我把自己的卡车砸了个稀巴烂。那个时候的心态就是:‘我真的要为了每小时10美元的工作天天坐公交车上班,住在垃圾桶一样的公寓里面?’我原本打算在狱中度过余生或者当毒贩。为了不让自己有一天上下班,我就坐公交车去了征兵站。”斯考特说他压根就没意识到当时伊拉克战争已经箭在弦上。“我那年才18岁。我什么新闻也不看…我才不会去关心这些。我只想做些惊天动地的大事。

2011年5月15日,斯考特路过故居,顺便取阅信件,拿到卡车里面读。“账单;付不起…账单;付不起。哦,又是黄色信封。黄色信封里面永远没有好东西。”打开一看,信是退伍军人事务部寄来的,信中说该局已经提高了他的伤残等级。“自2011年1月21日起,由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导致的伤残等级从目前的50%提高至70%。症状包括:普遍焦虑紊乱、偶发情绪紊乱;酗酒现象有所下降。

斯考特在家中的走廊抽烟。他脑子里都是跟打仗有关的事,而且开始在半夜里胡言乱语。“情况更雪上加霜。我控制不住。所以战争很可恶。这跟你有没有当一名好士兵无关,只要别站错地方就行。我一直想不通自己为啥会‘麻卡、麻卡’人,”他用麻卡来指代杀人。斯考特不喜欢退伍军人事务部给他开药所带来的副作用。“这些要根本不起作用,说老实话,这些药不适合我…我在慢慢好起来。我希望把身体恢复好。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与此同时,我为了治好我的病还服了大麻——我睡的更香,一点副作用都没有。”

2011年6月21日,在同朗蒙特对外战争老兵驿站(VFW Post)工作人员之间的谈话不欢而散后,斯考特在该对外战争老兵驿站外面喝啤酒。他本想亲自登门私了,但是等他到了才发现,酒吧已经关门了。他想跟几个老战友一起喝一杯,不过现在只能在停车场里独自借酒浇愁了。

2011年5月24日,经过一夜未眠,斯考特站在窗前等女友过来收拾她的东西。他主动跟女友重归于好,现在又后悔了。“两败俱伤。我总是走不出这个循环…我总以为自己还在战场上”,他说。他回想起第二次被派驻伊拉克之前的那场婚姻。“他们都说这次去凶多吉少。我就想在临死前结婚。于是我找到这个女孩,爱上了她。”最终这场关系给他带来的压力比他上战场还要大,“我发现我深受并与之结婚的女孩一直跟某教授有染。”

他们闹分手那阵,斯考特准备离开自己的住所,他的女友则抓到他的眼镜。“她偷了我的眼镜是因为没有眼镜我什么也看不见。她激怒了我。她就是想让我暴跳如雷,我才不上当。我才不打她呢。”她一进门就把屋里的东西往车上搬。“我跟这个女孩谈了两年,这是我这辈子最纠结的感情。就是这段感情给我的压力与我在战场上所受的压力最接近”,斯考特说。

斯考特看着女友使出混身解数要把他的泰普尔床垫从他的住所里搬走。她过来是要拿走她的随身物品的,不过此刻搬走床是因为她说这床是她买的。在费尽15分钟的九牛二虎之力后,她放下床垫,拂袖而去。他说这段感情出现的恰逢其时。“我需要有人确认我对自己的感知…我以为,跟一个人处的时候够长,并从她那里获取足够的惩罚,我就能够对自己在伊拉克的所作所为有所救赎。”

2011年5月26日,斯考特带着吉比到波尔德尔背部的塞兰·圣弗兰(Ceran St. Vrain)小道上扎营。斯考特正在生火。斯考特周末在树木里度过。“阵亡将士纪念日(Memorial Day)所在的那个周末现在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毕竟我已经退役了。这里环境让人感觉很舒服,我也感到很安全。这里真的很安全。一旦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会马上知道是什么情况。平时没办法说。我需要与我自己和平共处。我知道自己会好起来。我会安静下来的。”

2011年5月27日,斯考特和吉比在宿营地玩抓东西。“她有如我亲生女儿一般”,他说。斯考特花很多时间跟吉比呆在一起,还说吉比曾救过她一命。“对我来说,吉比就是治愈系的…有时候我觉得向朋友宣泄情感自己心里也不好受,但是无论我情绪好坏,吉比总伴在我身边。她真是一只乐天狗,让我保持理智。

斯考特躺在吊床上读《麦田守望者》。他说,这本小说他读了无数遍,很适合在露营的时候看。”我很喜欢霍尔顿·考菲尔德(Holden Caulfield,小说主人公——译者注)这个人不按常理出牌。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猜我想像得出那是什么样的。”

睡觉前,斯考特仰望星空。回忆起自己在伊拉克最艰苦的岁月。“我们部队有一个陆战排,为的是增加我们的兵力…他们中有一个人,我见到他第一眼就知道我们会成为朋友…那天,他所坐的车不慎引爆了威力巨大的路边炸弹,-威力真的很大,他被困在悍马里面,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发出撕心裂肺的尖叫被活活烧死。我从来不知道他的名字。当时我真是爱莫能助…这个朋友我还没交上,就永远的没了。”

2011年5月28日,斯考特招手搭车,吉比在一旁等候。斯考特说,露营之后回归正常生活他一点儿也不开心。“社会总让我想起战争。远离尘世、自给自足可以提升自己。认识到我为自己的命运负责感觉很好…这是每个男人的立命之本。男人总是要到外面闯荡的——不能总是把自己关在一个盒子里。

2011年5月31日,斯考特在波尔德尔奶酪蛋糕厂准备开始第一天的岗前培训。他正在挑选诺德斯特龙·莱克公司的领带。“虽然只是家奶酪蛋糕厂,但是我希望自己别把客户吓跑。我很在意别人会怎么看我…我不想让他们指着我说;‘这家伙不是我们这儿的。’…我不知道我焦虑是正常还是不正常。这是份全新的工作,所以应该还算正常吧。我干活很勤快的。工作积极性又高。身兼数职也不怕。我会带头。只是希望个人生活不会影响到工作。”三个月之后,他辞去工作,原因也正是如此。

2011年6月16日,在波尔德尔县司法中心出庭之后,斯考特与他的律师克里斯托弗·格里芬(Christopher Griffin)会谈。斯考特以三级攻击罪名遭到起诉,但最终只承认骚扰罪。违抗保护令罪名取消,他承认犯有行为能力受限时开车罪。格里芬说他很关心从国外打仗回来的士兵。“我们把这些孩子送到国外去打仗——让他们看到了其他人看不到的东西。完了我们还希望他们回来之后言谈举止跟我们一样。这太让我心碎了,我们得为他们做点什么。只要不是触犯刑律,我们都要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他们。”

2011年6月28日,斯考特他的住所跟老邻居卡勒卜·特劳布里奇(Caleb Trowbridge)在玩《使命召唤:黑色行动》斯考特在家请病假。他边打游戏边说:”要是游戏跟真枪实弹打仗一样,我就不玩了。这将会是无休无止的寂寥,随时都有可能被猛烈的暴力活动所打断…刚刚还无聊到昏昏欲睡,转眼就忙得屁滚尿流。没有游戏可以做到这点。“你花60大洋买一款游戏,刚上手就中枪身亡,挂了,周围一切都暗下来,游戏就这样结束了。”

2011年7月27日,斯考特在家里看着傍晚天上乌云密布。“我真的为我的所做所为感到有罪。我曾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屠夫,还乐此不疲。我天生就是当杀手的料,也杀过人。现在我要重新调整自己,变得像正常人一样。但是回归正常人的心态,我又很有负罪感。我对别人做过骇人听闻的事情…这让我寝食难安:我感到有罪,我觉得我病了。”

斯考特在家里望着鱼缸出神。他说他养鱼是有目的的。“我需要去关心某些东西。此举给我带来一些责任。这样一来我就不会做出对自己太出格的事”,他说。“我得去喂它们、控制它们的环境,尽力让它们活蹦乱跳。这很酷;我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的地盘。它们终有一天会回报我的,我懂。”

2011年8月12日,斯考特和吉比躺在他家的地板上。斯考特说他已经精疲力竭了,说完一声不吭,一动也不动。最后他还是打破了沉默说:“天天做恶梦,我(骂人的话)受够了。我不敢打盹,因为那样更难受。我睡着了,但还是一样难受。每个人都说:‘假以时日,都会过去的。’我只好就这么等下去了。”他起身抽了只烟,煮了咖啡,报怨上一顿吃剩下的脏碗碟和乱糟糟的家。他开始打扫的时候,说了句:“做这些(骂人的话)事我没有动力。真的一点动力都没有。”斯考特回到空房,吸了几口大麻,抽出他在伊拉克的服役日志。他边看边放声大笑起来。他大笑过后不一会儿,就快哭出来了。他把日志放到一边,仰面朝天躺下,吉比陪他一起躺下。

2011年9月13日,斯考特跟海军陆战队受伤勇士团(Wounded Warrior Regiment)中士迪安·桑切斯(Dean Sanchez)边谈话边为斯考特的华盛顿特区之行选购西装。斯考特此次应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又译作山岳协会、山峦俱乐部和山脉社等,是美国的一个环境组织) 的军队与退伍军人事务专员之邀,代表该组织参加超级户外(Great Outdoors)美国周活动。“桑切斯帮了我大忙,救了我一命”,斯考特说。“一旦他感觉帮不上忙,就帮我联系能帮的上忙的人…有桑切斯在,我作为一名海军陆战队员深感自豪。他也没有让我忘本。”

斯考特在丹佛JC服装城购物里与桑切斯谈笑风声。服装城老板自己也是海军陆战队出身,他按成本价把西装卖给斯考特。“现在有很多人关心我”,斯考特说。“我怎么谢他们都不为过。好多朋友都很慷慨——他们也就是泛泛之交。听到我的遭遇,他们都哭了。很多很好的朋友。”

2011年9月19日,斯考特在丹佛国际机场同海军陆战队老战友克里斯·费斯米尔(Chris Fesmire),左,以及美国参议员迈克尔·本奈特(Michael Bennet)一起开怀大笑。这位自称是参议员的男子正好也和两战友搭乘同一班飞机前往华盛顿。斯考特和费斯迈尔进京是为了代表塞拉俱乐部参加超级户外(Great Outdoors)美国周活动。本奈特积极投身退伍军人事务,斯考特当周晚些时候又在那场活动中见到了他。

2011年10月24日,斯考特在家中查看过去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是他在伊拉克服役期间照的。“我真后悔完整无缺地回来。既没有重伤,也没有牺牲…有时候,反而是无辜的人受伤甚至牺牲,可谁让他们自寻…路呢”,他说。“对在那里的所做所为,我都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我只为我没能做到的事情感到过不去。”

斯考特看一张他驻伊拉克期间被打死的叛乱分子的照片。他回忆起那个晚上,他所在排接到命令前往叛乱头目阿布·穆萨布·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的老巢增援,他们凌晨2点抵达,战斗持续了15小时。“战斗结束后,所有敌人都被打死,尸体全部拖到外面的路上堆放。我想我们留下字条,拍了照,把尸体留在原地,还在悍马里面煮咖啡…我曾想过:‘这不是很诡异吗?’我们都觉得这就跟上班差不多。”

半夜经常被邻居家的狗叫吵得睡不着,2011年10月25日,斯考特无奈之下只得拿起手机查找动物避难所的电话号码。斯考特登记参加丹佛退伍军人事务部医疗中心举办的居民PTSD项目,因为心里很忐忑,所以准备当天晚些时候再去。斯考特体重约为140磅(约合63.5千克——译者注)——比他正常体重轻45磅(约合20.4千克——译者注)——他发现这跟食欲和压力直接相关。他说他都没有想到吃的东西,这几个月来都吃得不好。

斯考特紧张地站在厨房里,他今天一早病就发作了。他说,此前一天有过“一次长时间的发作”,今天病情发作与之类似。斯考特说,他的病越来越难以控制。“我根本不知道我想要什么。得有人告诉我才知道该做什么”,他说。他说恐慌发作的时候手脚发麻,似乎手臂和双腿不听使唤。“气短、胸闷,特别疼。”

斯考特进退伍军人事务部医疗中心之前把烟吸完,他想报名参加居民PTSD计划。“必须得去,不然我有可能落得个沦落街头,自言自语的下场”,他说。“我们正在结束伊拉克战争,这样一来4万多军队就要回家了。届时会有很多PTSD患者和无家可归的人。我琢磨着,最好掌握这些工具,好让我过上平静和感恩的生活。”他顿了顿说:“再找到我深爱的女人。我人不坏。”

在退伍军人事务部医疗中心药房外,斯考特挺起身子想看看自己的名字有没有上榜。在同一名顾问和外科医生咨询过之后,他发现自己需要向心理学家求诊才能参加PTSD计划。在检查了斯考特的精神状态后,医生给他开了抗精神病药思瑞康(Seroquel)。

斯考特坐在公交车上回家。“我吓坏了。我连自己的思想都控制不住…下一步就是听进人言,再做一些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事情”,他说。当他得知需要转诊心理学家才参与该计划后,最终选择了抗精神病疗法。“我见过医生之前的事情我记不得了”,他说。半小时后,药效开始发挥作用时,我马上感到饿了。那一瞬间整个人也轻松了许多。我会感到我背部所承受的所有紧张和疼痛,我的腹肌被震得好痛。”

斯考特回到家,吉比上前迎他。虽然他心仪的居民PTSD计划没入成,但是他知道怎么做才可以参与该计划了:遵循精神健康计划的指示并证明自己对恢复健康的严肃态度。“多亏了退伍军人事务部”,斯考特说。“有了他们,我真高兴。”

2011年11月4日,斯考特在丹佛退伍军人事务部医疗中心急诊室里等候入院治疗。一周后,出于同样的原因,他又回到这个中心。“我又回到了老地方。我一直在作跟那场战争有关的恶梦。今天早上我吃了两片思瑞康才起床的。他早些时候拨打了退伍军人事务部的电话,说打算给自己作个了结。斯考特入院治疗了一周。“前72小时必须住院,因为我说了那些话。后面则是因为我还没准备好要走。”

2011年退伍军人节那天,在离开现场攀登运动健身馆(Spot Bouldering Gym)之前,斯考特又进行了最后一次攀岩。“就这样。我做完了。我被打败了”,他说。而此时距离他从退伍军人事务部医疗中心出院才过了仅仅一天时间。在参与这项计划前,他会满怀激情地投入到攀岩运动中。“我今天过得不错。真是太美妙了。这么长时间以来,这是我头一回感觉自己又回来了。感觉非常好”,他说。斯考特说,坚持不懈的体能训练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作为海军陆战队的一员,坚持不懈和训练都很重要。“海军陆战队员需要用伤痛和体力活动来让愉悦身心——要让自己活下来就必须惩罚自己的身体。”

斯考特开着他的卡车路过波尔德尔,每年在退伍军人节和阵亡将士纪念日这两天,他都会用海军陆战队营旗来装点他的卡车。斯考特说,对于自己在海军陆战队服役的经历,他经常在内心纠结是否为之感到自豪,或者希望为之感到自豪。“你必须忽略一些事情,或者处之泰然。这就是我比较纠结的地方。我所要的不过是,让我尽情享受我在那里的所做所为。为我为之感到自豪。结果我感到没人认同我的想法。”

2011年11月11日,斯考特在布鲁姆菲尔德C.B.和波兹(C.B. & Potts)餐馆和退役老兵麦克·巴特勒(Mike Butler)握手交谈。退伍士兵喝酒免费,斯考特找到可以说话的人,非常高兴。巴特勒说他曾是空中上士,还参加了海湾战争。刚从退伍军人事务部医疗中心出院一天时间的斯考特很羡慕他的自由。“今天是退伍军人节,我要玩得开心”,他说。“所以我要出去走走。不过没有体制化总比体制化了要好。”他顿了顿,又说:“原谅自己的感觉总是很好的。”

2011年12月23日,在被丹佛退伍军人事务部医疗中心的PTSD居民归化计划接收之后,斯考特在自己家里收拾行李,“参加这个计划我真的很兴奋”,他说。他只带了最少的东西——裤子、T恤、卫生用品、药品和电脑。“我得学一些技能,下半辈子就靠指着这些技能活了。交往技能、应对技能——我将学会注意自己的底限。”

2011年12月26日,在与好友兼战友、退伍老兵克里斯·费斯米尔在南公园共度圣诞节后,斯考特抵达丹佛退伍军人事务部医疗中心。事先听从了心理学家的医嘱,继续参加个人及集体治疗、利用药物达到稳定状态、不再吸食大麻之后,斯考特感觉整个人好多了。“实在不行,你遇到什么情况,结果突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他说。“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举手求助。”

斯考特在登记PTSD居民归化计划后,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可能听上去有些邪门,但是我希望从此可以作别梦魇。天天梦到伊拉克,我实在受够了…我情愿去梦见…女孩子和水滑道”,他说。斯考特说,在伊拉克服役时,他的战友们帮助他应对生活。“我想,可以说今年是我生命中最糟糕的年份,因为我没有办法总是被弟兄们罩着。伊拉克太可怕了,可至少那里还有我的家人和我在一起…下一年就会好很多。我是说…生活已经开始有了起色,你明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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